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意识到，气候风险带来的“灰犀牛”是双生：一只是自然风险，不应对气候变化将遭受温度上升的大自然严重惩罚；另一只是转型风险，应对失当将导致转型成本高企，对经济稳定增长和企业持续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我们必须通过绿色金融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促进低碳投资、改进风险管理实现渐进有序、可持续低碳转型。

　　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发布《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剔除了与化石能源直接相关的内容，从而在制度层面强化了碳排放的金融约束。

　　年11月，人民银行宣布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对金融机构向绿色低碳相关项目和企业发放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的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1.75%，预计可释放万亿级别的货币量。

　　年5月，财政部印发了《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从而在政策层面加大了绿色低碳转型的扶持力度。

　　翻阅各层级的“十四五”规划以及相关论述，我们会发现，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已经由“污染防治攻坚”升级成了“减污降碳协同”，这预示着现有的生态环境治理范畴与治理模式将会面临一定变革。

　　纵观当前趋势观察与分析，未来的生态环境治理将在原有的“统筹层-协调层-执行层”架构下，纳入包括政府、企业、园区、金融机构、节能环保服务商等治理主体，并嵌入碳排放的资产属性与金融功能，形成涉及全价值链的“绿色资产循环”，同时融入数字化发展带来互联互通优势，不断加强物质流、信息流、资金流在层级内与层级间的流动。

　　企业的绿色资产代表了企业的绿色管理水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因此需要一套专业精准的核算体系来衡量企业的绿色资产规模，并以此为基础开展资产管理与评估。

　　企业绿色资产的核算包含，如：碳排放量与排放强度、产品碳足迹、污染物排放量、用能总量、节能环保设备采购量等，这些方面综合，组成了ESG评估指标体系内的重要指标，其良性作用在于提升企业资产评级，并在第三方评估测算过程中为企业信用加码。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对200多个细分绿色产业领域的低碳能源投资、生态环保投资进行测算：

　　预计国内2020年-2050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约487万亿元。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需要合理测算中远期的资金需求及筹融资措施，统筹谋划最优降碳转型实施路径和最为经济合理管理架构，碳资产专业化管理在落实“双碳”战略目标过程中将引入市场化新机制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确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开展深入研究与探索。

　　碳资产已经成为继货币资产、实物资产、无形资产、数据资产之后的第五类新型资产。随着《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的签订，从狭义上理解碳资产是：在强制条件或者是自愿条件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所产生的影响企业或项目的各类温室气体排放的碳排放配额、碳减排信用额，实物计量单位是二氧化碳当量（CO2e）。

　　《京都议定书》所形成的国际排放贸易机制（ET）、联合履约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三大减排机制，具备了相互认证和全球流通的基础，狭义碳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认可和流通的资产。

　　在《巴黎协定》签订后，从落实“双碳”战略层面以及价值创造实践分析，在广义上理解碳资产是：在落实“双碳”战略目标下形成的各类碳资源以及碳制造、碳交易和碳金融等相关活动创造的价值。价值计量单位是货币元。

　　碳资产具有金融属性。碳金融是碳资产专业化管理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绿色金融已经成为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

　　《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行动方案》均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对企业而言，碳资产的作用则在于，能够以绿色金融为基础，借助碳交易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可以撬动与“双碳”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市场化、规范化绿色投融资体系，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类资本的孵化撬动作用和绿色金融的服务支撑作用，为企业提供更多增益效能。